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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644年，闯王李自成攻破了明帝国的首都北京，末代皇帝崇祯在景山自缢身亡。至此，大明王朝宣告灭亡（虽然南明等割据政权还存在，但很难被认作正统王朝）。
纵观历史，任何朝代的覆灭无非归结为两大原因：一是外敌入侵，二是内部动乱。而倒霉的崇祯皇帝则同时遭遇了这两重灾难。
明朝末年，既有来自外部的入侵压力，也有内部不断的动乱，灭亡几乎是必然的结局。
正因为如此，许多历史学家对选择自杀殉国的崇祯皇帝持同情态度，认为灭亡的责任并非完全在于他，而是大明王朝本身已走到尽头。即使是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若重新执政，最多也只能让大明多撑十几年，根本无力扭转乾坤。
当然，也有不少史家将明朝的灭亡责任归咎于皇帝本人，不过他们的焦点往往在崇祯之前的几代皇帝。对此，学界观点不一，有人说明朝亡于天启年间，有人说亡于万历年间。
一句话总结，明朝的败亡早已埋下伏笔，朱由检（即崇祯帝）不过是背锅侠罢了。
确实，崇祯皇帝非常不走运，他接手的完全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烂摊子。更糟糕的是，他本来并非皇储，缺少系统的帝王教育，对于治国之道知之甚少。
展开剩余86%而对帝王来说，治国术的传授极为重要。要知道，他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，背后有名将孙承宗等人亲自辅导。
朱由检本想当个无忧无虑的王爷，没料到哥哥早逝、无人继承，皇位硬生生落在了他头上。
突然被推上皇位的朱由检，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治国知识都十分贫乏，他又缺少祖先嘉靖皇帝那般的天赋，难以自学成才。
因此，一上台崇祯就犯了致命错误。
他下令清除哥哥天启时期权倾朝野的第一红人魏忠贤。
可能有人觉得，除掉这个祸国殃民的太监，不就是为民除害吗？怎么反倒成了错误？
这要从当时的政治生态说起。
自明宣宗朱瞻基时代起，司礼监的权力大幅提升，直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，触及了内阁的既得利益。于是，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一直处于对立和博弈状态。
皇帝们喜欢利用二者相互牵制，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天启皇帝朱由校正是这场权力游戏的高手。
刚继位时，17岁的朱由校十分信任东林党人，因为没有他们支持，他很可能沦为宦官李选侍的傀儡。
但不久他发现，东林党人虽打着天下兴亡的旗号，实际上却党同伐异，搞朝廷内斗，成为混乱的根源。
他们借京察制度的便利，把不附属自己的人罢官贬谪，东林党势力迅速膨胀，掌控朝政，成了大明的顽疾。
这情况明摆着不能忍，必须解决，否则皇权难保。
但朱由校虽年轻，却懂得借力打力，不会亲自出马。
他挑选了魏忠贤，这位天启皇帝奶妈客氏的“对食”兼情人，作为棋子。
当朝中有人要求铲除魏忠贤时，小皇帝逆流而上，将其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，成了皇帝的亲信秘书，掌控内廷政务。
魏忠贤虽出身街头，才干有限，但心思细腻，善于揣摩主子心意。
当时朝中除了东林，还有齐、楚、浙三党，这三党虽然互不相合，但都共同敌视东林党。
魏忠贤首要任务便是联合这三党，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邦尼配资，史称“阉党”。
阉党虽名声不佳，但办事效率高。在魏忠贤领导下，他们发起猛烈攻势，重点清算东林党人。
阉党领袖之一崔呈秀整理名单，针对东林党人展开清洗。
随后魏忠贤借“王文彦狱”案，诬陷东林党首领杨涟，以贪腐罪名将其处死。
杨涟为人刚正不阿，功勋卓著，此举遭到世人唾弃，成为阉党臭名昭著的罪行之一。
不过从天启皇帝角度看，东林党声势大挫，确实巩固了皇权，魏忠贤功不可没。
明代宦官不像汉唐，他们清楚自己是皇帝家奴，遵命行事，从不越权。
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，安心将权力交给他。
这样一来，阉党虽强势，但皇帝无所顾忌，反而避免了东林党无休止的干扰。
更妙的是，摆脱了东林党人的唠叨，天启皇帝能专心做他的木工活。
作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，居然成为一名木匠，这份“不务正业”也为他招致不少非议。
不过对朱由校而言，皇帝是职业，木匠是爱好，二者不可或缺。
在皇宫里，除了声色犬马，生活极其无聊。
一心二用通常不可行，但朱由校天赋异禀，能同时操纵政局与刻木为乐。
一般情况下，他支持魏忠贤的所有行动，但有些地方和人，例必须保护，比如辽东的孙承宗。
辽东形势严峻，努尔哈赤的后金崛起，明朝战事吃紧，处于守势。
天启虽沉迷木工，但对辽东局势保持高度关注，毕竟关乎帝国生死。
在他领导下，明朝制订了关宁锦防线和依托皮岛的毛文龙作为双重防御。
关宁锦防线坚城固守，消耗后金兵力；毛文龙则深入敌后骚扰，成为后金心腹大患。
“毛文龙之患，当速灭耳！”这成为后金迫切清除的对象。
毛文龙对明朝辽东战略至关重要，受到天启极力支持。
事实证明，天启的辽东战略有效遏制了后金的发展势头。
可惜好局被袁崇焕搞砸了。
袁崇焕带兵有方，但性格刚愎自用，喜欢忽悠领导。
崇祯即位后，他信了袁崇焕的“五年平辽”豪言，投入巨资人力支持其战略。
不久，袁崇焕就擅自杀掉了东江镇总兵毛文龙，摧毁了此前多年的战略布局。
失去毛文龙后，辽东形势急转直下，后金放开手脚长途奔袭明后方。
两次北京之围便发生在这大背景下，袁崇焕本人也最终死于北京之围。
为了支持袁崇焕，朝廷追加巨额粮饷，财政负担骤增，恶性循环加剧，为大明灭亡埋下隐患。
崇祯为了压缩开支，裁撤公务员，其中就包括了驿站的驿卒。
没想到这裁员反而养出了大明的掘墓人——李自成。
李自成原是陕西驿卒，失业后加入造反军，最终攻入北京，逼得崇祯上吊，结束了明帝国的正统。
崇祯裁员一方面是因辽东开销巨大，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严重短缺。
朱由检一上台，迅速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，赢得一片称赞，大家都说“鸟生鱼汤”。
但问题很快显现，朝廷资金断裂。
魏忠贤虽然权倾一时，却懂得为皇帝赚钱，重点敛财地主士绅和商人，确保财政勉强维持运转。
魏忠贤死后，东林党重新掌权，他们是地主士绅的盟友，自然不会向富裕阶层收取重税。
而对已经贫困的百姓敛财效果微乎其微。
财政收入骤降，朝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，连皇后都得做针线活贴补内库。
更糟的是，明末赶上小冰河时期，连年灾害，西北干旱频发。
无力赈灾，流民四起，国家逐渐陷入万劫不复。
客观说，崇祯虽无雄才伟略，做守成皇帝尚可。
遗憾的是，他碰上明朝多事之秋，虽励精图治，但大明已日薄西山，他又缺乏足够的政治手腕支撑危局。
临终前，天启皇帝曾拉着崇祯手说：“忠贤恪谨忠贞，可计大事”，可见其对魏忠贤的信任。
崇祯却不认同，认为哥哥被魏忠贤蒙蔽，一上台便清除了魏忠贤，重新启用被打压已久的东林党人。
结果是皇权前方失去了防火墙，任何决策都遭东林党人阻挠。
其中有两次重大决策被东林党人以道德之名搅黄：一是崇祯想与皇太极议和先安内后攘外；二是李自成逼近时想迁都避祸。
这两次关键决策被破坏，明朝和崇祯的命运几乎注定。
李自成逼近北京时，朝廷无军饷，士兵无人愿意拼命。
万般无奈下，崇祯向文武百官募捐解困，却没人响应。
唯有他的岳父带头捐了5000两银子，但后来的北京城破，他被迫交出70万两银子。
募捐总额约20万两，皇后娘娘也捐了1万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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